无人机监测株高的精度受影像质量、定位信息精度和SfM三维模型重构算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成像设备的图像分辨率和镜头畸变对后续作物三维模型重构影响较大,图像分辨率高、且无明显畸变时,作物影像的细节更丰富、易于影像时间序列特征点匹配。SfM方法能够生成更精细的点云信息,从而提高作物三维模型的重构效果。在地面建立经过精确测定海拔和定位坐标的标志点体系,能够帮助SfM方法纠正影像畸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影像集POS信息精度不足造成的DSM高程数据偏差,也是提高无人机监测精度的有效手段
[25]。同等测定条件下,高清数码相机具备像素分辨率更高的精度优势,其估算的群体株高相关性优于多光谱影像分析估算的群体株高。基于DSM提取的群体高程包含土壤高程和作物群体株高两部分信息,在高程起伏较大的地块,结合裸土DEM和群体发育后的多时相DSM进行插值分析是获取株高信息的必要步骤。但影像POS信息纪录的高程数据是无人机获取的气压计高度,不同监测日期的气压计高度差异较大,如无地面标志点辅助矫正则难以准确匹配土壤DEM与作物DSM之间的高程差,造成株高监测的困难
[25]。本研究针对平坦地块尝试利用单次监测影像提取不同处理间的植株高度相对差异,两次(7月25日和8月27日)监测数据未利用地面标志点进行几何校正。
图3结果显示,两种监测设备在两次监测之间具有较大的海拔高度差异,特别是RGB高清相机的监测结果,由于直接采用无人机POS数据生成DSM数据,两次监测间的海拔高度相差近80 m。而多光谱成像仪影像中记录的是GPS测定的海拔高,稳定性相对较好,但依然高于地块实际海拔高度10 m以上。例如
图1显示经过RTK配准的试验地海拔高度为61.8~61.9 m,
图3(b)和
图3(d)两幅显示多光谱设备监测的冠层DSM为73.4~79.1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