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 言
中国政府于2016年签署《巴黎协定》，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现状作出了郑重承诺。2020年9月，“双碳”目标被正式提出，为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于首个全国生态日强调，要“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指明“双碳”目标不仅仅作用于生产领域，还需通过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引导居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端，居民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诱发碳排放的重要因素［1］。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家庭直接和间接贡献了72%的温室气体排放。生活碳排放已然成为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农村居民兼具农业农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属性，其行为决策对推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意义深远。然而，当前中国关于生活碳排放的研究大多围绕城市居民主体，而对农村居民低碳行为形成过程的研究有所不足［2］。事实上，虽然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规模却并未因此降低。相反，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消费扩张使得农村生活碳排放的增量和增速已然成为农村农业碳减排过程中难以忽视的问题［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强调了绿色低碳发展是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内源动力，正式将“双碳”目标要求引入农业农村发展领域。
数字技术凭借其高渗透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等优势，已逐渐成为当今时代发展格局中引起经济体内部禀赋及外部环境巨大变化的直接驱动［4］。数字化发展已被证实对城市居民低碳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环境压力认知、助推消费者偏好低碳化等方式驱动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将数字化赋能场景扩展到农村居民生活领域，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提供了硬件支持。如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变革持续推进，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红利和低碳红利［5］。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双碳”目标深度融合，如何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推动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1 居民行为研究的低碳视角延伸
促进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本质是引导其行为转变，而行为的产生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公共管理学科多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态度-情境-行为理论（Attitude-Behavior-Context Theory, ABC）或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为基础，结合具体行为研究问题进行理论组合或改进。TPB理论是解释个体环境行为时运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6］。该理论由AJZEN［7, 8］提出，认为个体行为是个体意愿的产物，而个体意愿又受到个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三者的综合影响。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各国学者通过对不同实验样本的实证分析，从健康科学、环境科学、商业与管理、教育研究等多领域分析居民行为动因［9, 10］。VBN理论被认为是研究环境行为最好的理论，是规范激活理论在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ABC理论是在VBN理论基础上将理性行为理论和情境行为理论的结合。该理论由GUAGNANO等［11］在研究居民垃圾回收行为时提出，认为行为是态度和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巴黎协定》签订后，低碳行为研究得到了学术界日益关注。在此驱动下，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大多选择以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随着农村研究场景的逐步拓展，关于居民行为的研究进入城乡对比阶段。有学者结合行为理论探讨了城乡居民环保行为决策差异的原因。认为由于消费结构、习惯方面存在较大不同，城乡居民获取信息渠道、能源供给情况等也具有差异，导致城镇居民在环保意识和关注程度高于农村居民［12］。污染驱动理论将这一差异现象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影响。由于城市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城镇居民对空气、水资源等污染问题的直观感触更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环保意识的可能性更高［13］。持经济发展差异论的学者认为，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居民的需求层次也存在差别，与城镇居民开始过渡到环境舒适需求不同，农村居民当前仍然更注重收入、消费性物质需求，使得其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相对不足［14］。也有学者从信息传播角度，提出城镇居民由于获取环境知识更便捷、渠道更丰富，对于相关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更强，从而较农村居民更易提升认知水平的观点［15］。助推理论为公共管理政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助推理论的理论源头为行为经济学［16］，其基本理论假设和作用原理在于：一是，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受到自身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人的决策并非总是“理性”的；二是，社会人的非理性决策会受到影响和控制；三是，运用非强制性助推手段，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决策，又能维护其选择的自由［17］。英国政府最早将助推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在戒烟、能源效率、消费保护、慈善捐赠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几十项试验，并以此为依据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改进措施［18］。
2 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难点
表1 农村居民行为与认知相关研究文献Table 1 Reviews of literature on rural residents' behavior and cognition |
| 研究主题 | 研究进展 | 主要参考文献 |
|---|---|---|
| 农村居民行为特征分析 | 基于经济学、行为学理论分析农村居民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通过与城市居民比较得出，影响农村居民行为的因素存在差异且更为复杂 | 唐博文和郭军［20］，黄赜琳和秦淑悦［21］，程名望和张家平［22］，臧旭恒和裴春霞［23］，胡日东等［24］ |
| 社会关系与群体行为对农村居民影响较农村尤为凸显。不同于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居民行为动因的研究需要将地缘、血缘等社会因素考虑在内 | 贾晋等［25］，POOL和SCHWEGLER［26］，LI［27］，QIAN等［28］，滕玉华等［29］ | |
| 农村居民认知场景分析 | 当前农村居民环保行为主要表现在节能或使用清洁能源方面，以受成本驱动为主，意识驱动路径有待强化。低碳信息的农村居民可触达度不足、缺少价值认同是居民低碳认知难以形成的原因 | 蒋琳莉等［19］，黄河等［30］，孙玉栋和王宣桦［31］，易芳馨等［32］ |
| 由于农村碳排放数据统计监测体系不完善、农村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不足，可获得低碳信息的场景有限。这使得农村居民的低碳意识有待提升，低碳消费、垃圾分类等相关行为实施存在积极性不足、参与度低问题 | ZHANG等［33］，SCHUWE和LEFKOFF-HAGIUS［34］，岳婷等［35］，贾亚娟等［36］ |
2.1 行为转变需要外部因素强刺激
2.1.1 农村居民接纳新生事物的积极性不足
中国最早开展的农村居民行为研究，是将其作为一个微观视角，通过其资金借贷行为以观察农村金融发展情况［37］。其后随着消费经济学的发展，以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探析其行为决策动因的研究开始出现。绝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等经典消费经济学理论一直是解释个体消费决策的主流思想［20］。随着社会科学的多元学科交叉，社会学理论的引入，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开拓了微观视角。以行为学理论为依托，使用微观数据探析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原因及其异质性的研究成为了主流［21］。在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过程中，价格因素一直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偏好的主因，外因则受到经济政策、城乡差距等因素影响［22］，这一特征在低碳消费场景中也同样适用。因此，如果低碳类产品或技术在价格上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则农村居民改变原有消费习惯的意愿不强。
“美丽乡村”的提出使农村居民对环保理念的关注程度提升，并表现于节能、生活垃圾处理等日常行为中。居民的节能行为可以分为投资行为、管理行为和削减行为三类。其中，由于能源削减需要农村居民改变日常用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活品质，因而与其他行为相比，该行为更能反映居民节能意识。相较于节约传统能源，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的使用程度仍有提升空间。制约其选择清洁能源的原因，外因与地区清洁能源可用量较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有关［38］，内因则主要取决于个体对于清洁产品的主观认知和行为控制等社会心理因素［39］。也有学者尝试引入新概念，探究了有机食品消费信任、共享经济等新兴因素的影响［40, 41］。此外，受传统用能习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用能转变难度大，居民决策对社会环境依赖性较高，绿色低碳信息获取渠道受限［42］。
2.1.2 社会关系对农村居民行为的影响颇深
中国农村居民普遍存在低碳行为动力不足、参与程度低等现象［46］，促进其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压力较大。其原因一是，在农村中部分居民除消费者属性外，还兼具农业生产者属性，其生产偏好可能影响消费决策；二是，农村社区居民固化的传统观念和习惯短期难以转变［47］。在对城乡居民行为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发现，农村居民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要低于城镇居民［23］。当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时，城镇居民倾向于增加食品类消费行为、降低住房投资行为；而农村居民则会增加交通和通讯类消费行为，同时选择降低家庭设备和清洁能源消费行为［24］。三是，农村居民行为之间还存在一种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由地缘、血缘等社会关系形成，呈现出社会网络特征，影响个体行为决策［25］。当进行某些非利己性决策时，个人会出于“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或“他人相关动机”来服从群体规范［26］。农村居民之间因社会关系所产生的趋同行为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消费心理的影响［27, 28］。这种决策有时甚至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因为社交圈子、面子意识等社会关系因素而产生的被动行为［29］。
2.2 意识转变还需内在认知逐渐浸润
2.2.1 农村居民低碳可认知场景有限
2.2.2 居民低碳行为与认知存在悖离现象
居民对于低碳消费的自我评价也会影响其低碳行为［49］。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居民会通过行为反馈而对原有观念进行自我修正。一旦行为发生负反馈，则居民会调整认知，降低低碳行为意愿。因此，提升农村居民低碳行为的正反馈，也是可持续性引导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关键。事实上，在对于农村居民行为的追踪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村居民在实施环保类行为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认知与行为悖离的现象［29］。低碳出行是由自发性驱动和习惯性驱动双重行为逻辑影响的复杂过程。研究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收入越高、职业越稳定的居民表现出更高的低碳认知与行为一致性［50］。垃圾分类是学界探究农村居民低碳行为动因的另一个重点场景。相较于低碳出行，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认知更强［51］，但行为与认知不一致的情况更为突出，其原因与居民居住时间和职业性质有关［45］。然而遗憾的是，对于此类研究，学者更侧重于解释农民参与垃圾分类意识或行为的特征，或验证两者在现实中是否一致，而较少去探究意识向行为转变受阻的原因。
3 数字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实现路径
数字化凭借其高渗透性、场景化适配性，以及信息传播高效性的优势，正从根本上重塑人们的行为模式，为居民生活方式的低碳转型提供了直接动力和现实路径。数字化赋能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自助”及“政治察觉”运动［52］。初期，学者所关注的数字化赋能手段以电子商务平台、云计算等硬件技术为主，研究对象聚焦于居民的消费行为与政治参与行为［53］。社会学将数字化赋能界定为识别、促进和提高人们应对需要及解决其本身问题的能力，并且动员所需要的数字资源，使人自觉控制生活［54］。管理学则强调通过对被管理者的赋能，数字化可以极大地调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才智与潜能［55］。关于数字化驱动居民行为转变的研究方法较为多元，常见有对照实验、田野调查与案例研究等，通过从某一现象或某一群体切入，探究数字化赋能的特征、难点或实施效果［56］。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农村居民生活场景中的数字化嵌入度不断提升，为居民生活方式的低碳转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结合与农村低碳生活相关的场景，本文主要从数字技术与产品、数字平台两个角度讨论数字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可行性。
3.1 数字技术及其衍生品嵌入改变居民生活习惯
3.1.1 数字技术赋能提升居民体验与效率
数字技术能够转变居民认知能力、引导居民行为倾向［57］。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驱动，信息流逐步替代了人流和货物流，消费行为逐渐由“人”与“货”的流动转向“货”自身的流动，推动零售产业的分布向以“人”为中心转型［58］。以“数字乡村”发展为契机，数字基础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融合，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提供了硬件支撑。借助数字技术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如，地方政府通过借助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招商引资信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低碳环境建设；依托大数据和远程教育平台，引导城市环保机构向农村社会提供远程指导、远程教学、人才培训等服务，提升农村居民低碳认知［59］。通过与互联网应用的协同交互，数字技术在助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丰富社会网络、提升金融素养，以及促进消费增长等方面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60, 61］。通过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深度融合，数字技术重构了消费市场的运行逻辑，通过强化消费主体的内生升级动力、促进消费客体“三品”优化、改善消费环境等途径赋能居民消费升级［62］。电子支付服务的普及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有效提升了居民购物的愉悦性［63］，这种便捷性和效率提升本身即构成了低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农村居民，还可通过电子支付收取农产品销售款、支付农资采购费、领取农业补贴等，实现生产交易的数字化闭环。如今，数字接入能力、数字应用能力也已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利用数字治理平台的重要因素，是居民了解国家最新政策导向、获取低碳生活信息的构成要件。通过设立“政策直通车”等板块，并辅以关键词解释和音频解读，专业、抽象的政策语言被转化为通俗、具体的大众话语，提升低碳类资讯在农村生活场景中的触达率与接受度［64］。
3.1.2 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成为新兴载体
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成为新兴赋能媒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的数字普惠金融解决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增收带动了居民消费行为［65］。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与普及，金融产品或服务作为数字化赋能的新媒介，逐步渗透到农村居民生活中。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手段之一，数字金融不仅能够为农村居民增收、刺激消费，同时还可以改变消费习惯，使居民形成低碳消费偏好［66］。数字经济发展拓宽了居民就业渠道，推动劳动力由传统农业农村部门向非农产业转移。数字技术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服务可得性，缓解了中低收入群体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释放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67］。作为驱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数字金融凭借广覆盖、低成本和普惠性的特点，突破时空限制［68］，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获得互联网借贷的概率和借贷金额，缓解了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信贷约束。同时提升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便利性，促进农村地区低碳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行为。
3.2 以数字平台为传播媒介引导居民低碳意识
3.2.1 信息的数字化传播扩展认知空间
引导居民形成低碳生活方式的过程，内在驱动力源于居民自身低碳意识的觉醒与强化。中国低碳发展的推进过程大多依靠上层政策的干预，对于居民低碳意识的提升和低碳行为的实现还仅停留在口号宣传的层面，低碳生活方式的便利性缺少可参照案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形成低碳行为惯性［72］。赋能理论为数字化驱动居民低碳意识转变的过程提供了理论解释，认为数字技术赋能使行为个体更加了解所处市场环境中的要素，能够增强个体对决策过程的认识和影响［73］。在低碳决策中，数字化以其广泛的覆盖面、灵活多样的形式和高效的触达能力，在多场景下为引导农村居民树立低碳意识、践行低碳生活理念提供了可能性。数字平台的信息传播模式破除了经济活动主体之间信息数据壁垒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推动了资源流通畅度与信息共享［74］。
数字化媒体传播手段是普及低碳理念的关键载体。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全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宣传和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能够有效提高社会公众对国家碳中和目标的认同感和参与度［75］。以数字平台为依托，信息传播在倡导传播低碳生活绿色生活理念和吸引大众广泛参与环保公益事业的同时，将互联网流量有效转化为绿色生态价值［76］，形成线上引导与线下行动的良性互动。数字化平台的介入降低了精英与村民互动门槛，与精英人物的在线交流能够放大领头雁效应，提升低碳理念传播效率，增加集体行动倾向［64］。借助数字平台进行信息的高速流通，农村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居民公平感知度促进社会流动性［77］，拓展居民低碳认知场域。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也能够产生正外部效应，其在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的同时，可以自动识别并对政策进行提炼与解读，农村居民对政府低碳治理政策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得以提升［32］。
3.2.2 数字社交潜移默化转变固有观念
数字信息传播引导居民消费偏好。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字信息传播过程降低了交易成本，避免了市场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借助“农地云拼”“数字农资”等数字平台，农民可以直接溯源挑选，充分了解、比较绿色低碳产品特性与质量，择优选择并配送到户。这种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不仅改善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体验，更能够引导和提升其对绿色低碳产品的消费偏好［78］。
诚然，与对城镇居民行为的驱动效果相比，数字化对于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驱动进程还稍显不足。究其原因，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制约数字技术功能展现。如，农村5G网络覆盖率低制约了农户使用移动支付、电子银行等数字金融服务［70］；二是虚实社交关系交错影响居民低碳意识形成。村落内部熟人社会的行为规范与网络空间多元且矛盾的观点相互交织使居民难以做出判断。农村居民难以挣脱固有社交圈认知影响的同时，又被杂乱的网络信息干扰，这种双重影响易导致认知摇摆，不利于农村居民低碳意识的形成。因此，只有确保低碳、绿色的数字信息能够有效触达农村居民，并转化为其内在意识和自觉行动，数字信息传播在引导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中的潜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
4 数字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制度保障
虽然数字化为农村居民低碳意识与行为的转变提供了可行性，但其实践效果及可持续性还需要政策刺激和制度保障。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国家规划引领的宏观导向、地区强化基建与社会引导的微观实践两个维度，梳理关于农村居民低碳意识与行为驱动政策的相关研究进展，为数字化背景下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政策体系优化提供参考。
4.1 国家级政策提供方向指引
国家层面的低碳政策以战略引领型为主，为各地推进居民低碳生活转型提供了方向性指导。通过对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发现，以补贴、减免为代表的激励型低碳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对城市居民的能源消费行为进行调控［82］；强制型政策虽然减碳成效较高，但会造成居民福利一定程度上的损失［83］；社会型政策并不直接改变居民行为，其作用效果还取决于价值观、从众心理、年龄、月均收入等个体因素。生活用能方式差异是影响居民生活直接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因此能源政策是消费端碳减排的主要切入口。BORCHERS等［84］发现，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降低了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成本，使农户产生以太阳能替代传统能源的行为转变。中国也已从能源价格补贴和能源供应保障等多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能源政策，以直接促进家庭能源消费的低碳化转型［85］。
在对居民低碳行为成因分析的基础上，公共管理学者从意愿提升和引导行为两个方面提出低碳治理的优化策略。在行为引导方面，政策主要集中于通过财政补贴或扶持措施来抑制居民的能源消费，引导低碳消费行为。如通过设置碳价格和政府补助等干预性政策弥补能源效率缺口［13］，以财政手段助力农村碳交易市场建设，推广低碳技术在居民生活中的应用。或以居民能源需求弹性领域为突破口实施农村能源扶持政策［86］，从降低成本角度使居民主动进行节能降碳行为。在意愿提升方面，通常采用培养居民低碳意识、加强村落宣传教育等形式，侧重于培养居民低碳行为认知与习惯，以保证农村低碳建设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87］。与传统政策工具相比，助推政策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88］。其对居民自主行为的引导性理念，也急需纳入减碳政策工具中，以可持续地助力居民践行低碳生活［89］。HAGMAN［90］通过构建助推接受模型，得出政策实施效果受到受益者、助推目标、选项架构师、助推技术、透明性和替代技术等属性影响。助推型减碳政策不仅是一种行为改变策略，更是一种行为公共政策，一些基于社会规范和反馈的助推政策，其作用效果已在居民低碳出行行为、可持续电力消费等领域被论证［91］。
4.2 地区性政策提供基建支撑
地方性政策是在国家政策框架下，针对本地碳排放现状与减碳目标所提出的具体规定、要求与保障机制。基于政策的实施主体不同，可以分为政府干预和社会引导两类。
地方政府主要聚焦于数字化背景下农村低碳技术推广、缩小城乡差距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政府干预措施，为农村居民低碳行为转型提供硬件基础。在技术上，积极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方式获取客户信息，提升银行业务操作线上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度和质量［92］。在财政上，采用补贴等形式降低行为转变成本，引导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通过优惠政策助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等［93］。在制度上，积极争取或利用低碳城市试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政策影响，建立本地低碳治理政策体系［94, 95］，为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提供制度基础。同时，健全农村数字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降低农村居民对于数字风险的顾虑［46］，保障居民利益。
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的政策则侧重于营造低碳生活氛围。社会层面的干预性策略主要包括通过信息反馈提供社会规范、在信息反馈中使用社会比较、意见领袖、公众承诺、反馈关于集体的表现，以及提供行为模范和示范项目等六类［96］，具体措施以利用社会关系鼓励与引导居民低碳行为为主。如以村委会为依托，鼓励和引导村庄将低碳生活方式纳入村规民约，通过村庄社会舆论促使农村居民自觉遵守村庄规范，主动实施低碳行为［29］。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针对个案的家访，宣传低碳活动，提高居民对低碳生活方式的了解，实现农村居民对于低碳生活的态度和行为改变。此外，利用农村居民常用的自媒体拓展社会网络，拓宽农村居民获取低碳信息、低碳政策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主动采取低碳生活方式。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让信息流、资金流、农户和产品进行精准匹配，让农村居民对正规金融产生可得性和获得感，通过建立示范项目、培训、提供信息等，使得村民能够更广泛、便捷地获得低碳类信息并进行信息交互［86］。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日益加剧，如何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然成为全球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相关领域文献的梳理发现，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低碳转型，需要从意识转变和行为转变两个维度实现。前者要内部认知的逐渐浸润，后者需要外部因素的强刺激。数字化发展能够为这一转型过程提供驱动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及衍生品在生活场景中的嵌入，潜移默化改变着农村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一些数字类产品能够降低生活成本，驱使了居民行为的低碳化转向。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拓展了信息传播媒介渠道，使居民有更多机会获取低碳类资讯，继而拓展认知空间，为改变固有观念提供了可能性。关于促进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政策保障，国家层级以规划引导为主，地方层级则侧重于强化基建，针对农村居民生活场景的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
诚然，受限于理论建构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当前以农村居民为主题的低碳转型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5.1 拓展低碳行为研究在农村生活场景中的适用性
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需求端碳减排的重要性，并开始从居民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角度探析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实现路径，但是研究对象多以城市居民为主体。事实上，与城市相比，农业农村碳排放基数更大，农村居民群体的生活习惯和消费偏好转变难度更高，减碳任务更为艰巨。基于城镇居民行为研究所得出的减碳政策在农村场景下的适用性有限。由于生活习惯、思维意识等因素，农村居民群体行为转变的弹性较小，接受新政策的渠道受限。社会关系在农村居民行为中的影响比城市居民要更强，部分农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其行为具有双重性，这些情况均为农村居民低碳行为研究增加了复杂性，需要补充针对农村居民行为的研究资料。因此，需要基于农村居民行为偏好、信息获取路径、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因素，构建基于农村居民行为逻辑的低碳行为选择模型，针对性分析影响其低碳决策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比较城市与农村居民低碳行为选择差异及其成因，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低碳政策提供依据。
5.2 数字化在农村生活场景中的减碳效应有待验证
数字化应用对农业生产端碳减排的驱动效果已被证实，但由此归纳出的影响机理难以与需求端生活场景和居民行为形成有效匹配。在农村农业场景中，学者主要围绕农业能源、农地利用活动或畜禽养殖等方面探究碳减排方案并提出数字化的积极作用，但对农村居民行为低碳转型的研究相对不足。虽然近年来有文章开始关注农村光伏能源使用情况，并由此提出了能源政策优化方向，但是大多从成本效益角度出发，针对居民主观意识转变的探究不足，其政策的可持续性、可推广性有待考察。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对高碳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大量电子产品、交通工具的应用增加了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来源，关于这些新情况的影响分析也值得关注。对于这一领域，未来在数字化视域下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补充：一是，农业农村数字化减碳效果评估。不仅关注数字化对农业生产端的碳减排作用，更要深入探究其对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智能家居设备、在线购物、远程教育等数字化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耗、交通出行和消费行为；二是，分析数字化减碳的影响机制。探究数字化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消费模式转变等途径，对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的作用效果。三是，数字化减碳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分地区、收入水平或年龄段探究农村居民在数字化应用和减碳效果方面的行为选择，并针对不同群体行为特征提出解决方案。
5.3 数字化对农村居民行为影响的异质性仍待探查
以往关于数字化背景下居民行为转型的理论分析，大多将数字化作为一个整体变量，不同数字化手段的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辨析与细化。虽然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对居民行为转型的影响已被验证，但是数字通过何种方式赋能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不同赋能方式的作用路径是否存在不同，以及数字化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赋能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同时，当前关于数字化影响的相关研究，在以农村居民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时，多用已发生的结果验证产生原理，即以判断“是否”赋能为主，尚缺少理论建构和机制分析，难以为数字化赋能助推设计提供有效科学依据。因此，未来实证研究可以从数字化驱动方式、数字化赋能效应上进行拓展。通过区分不同数字化手段，探究移动支付、电商平台、智慧农业、电子政务等农村居民接触较多的数字技术对其行为选择的作用效果，为促进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提供多种思路。与经济学理论结合，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赋能机制，分析数字化作用于消费、出行、社区参与等农村居民生活不同场景中的效应，为数字化赋能理论提供农村场景补充。
5.4 数字化驱动下减碳类政策的双向视角亟待拓展
关于需求端减碳助推政策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政府“自上而下”的管制视角，还需开拓“自下而上”的居民参与视角。当前关于绿色低碳助推政策大多基于政府角度提出，政策性质大多以加强基建、引导鼓励为主，农村居民低碳行为特征与驱动因素有待厘清，难以从现实观察出发设计出有效的行为干预策略，因而造成了政策针对性不强、干预政策效果有偏差等问题。数字化发展能够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低碳转型赋能，但其实施过程还需要有政策予以刺激，而这些具体性政策还有待补充。从居民行为这一微观视角切入，通过研究居民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需求端控碳政策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因此，以实地研究为参考，可以围绕居民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现实需求和痛点，提出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的减碳策略，为中国低碳政策体系建设提供有力补充。一是，从居民参与视角设计政策。包括参与社区能源管理、低碳技术推广、绿色消费倡导等，为鼓励农村居民参与低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针对农村居民需求的政策工具开发。根据农村居民接触数字化较多的生活场景重点制定鼓励型策略，营造低碳乡村环境、降低低碳生活成本，为居民低碳转型提供内部和外部条件；三是，低碳类政策评估设计。如设计反馈机制，建立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并据此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确保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